假设一下,如果没有清朝,我大中国现在的版图有多大?

假设一下,如果没有清朝,我大中国现在的版图有多大?

  康熙二十八年(1689)订立的中俄《尼布楚条约》,是中国与外国划定边界的第一个近代主权国家间的条约。 签订这个条约的中国政府是清朝廷,但使用的国名是中国。

比如中国首席代表索额图的全衔是:“中国大圣皇帝钦差分界大臣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”,就是说,他是中国皇帝钦差,行使中国主权。 《尼布楚条约》对疆界划分与两国人民归属的称谓,使用的是“中国”与“中国人”来称呼。

这是以国际条约的形式第一次将“中国”作为主权国家的专称。

  中俄尼布楚条约()  此为拉丁文之汉译本,《尼布楚条约》的正式文本是拉丁文本,在会议上经过宣读核对,由双方代表签字、盖章,互换文本,具有充分的法律效力.      顺治时期,清朝的政治文书中已经出现了将整个清朝统治区域称为中国的“中国”用法。

到康熙朝中期以后,这种“中国”用法已随处可见,并迅速成为其“中国”用法的绝对主流。 至此,可以说满人高层认同“中国”、自称“中国人”的情形,已成为一种自觉的常态。 特别是在与外来西洋人等打交道的过程中,总是“中国”与“西洋”,“中国人”与“西洋人”对称。 皇帝、满人大臣、汉臣乃至在华西方传教士,均是如此。 此时,表示原明代汉人统治区含义的“中国”一词虽仍有某种遗留,但其已无法使用在国家身份认同的正式场合。 在第一个正式的国际条约中俄《尼布楚条约》中,作为整个大清国国家名称的“中国”和作为中国人称呼的“华民”多次使用,其发祥地的东北地区,也被明确称之为“中国”的组成部分。

《清圣祖实录》对《尼布楚条约》划定中俄边界之碑文的记述,能清晰地说明这一点。

1711年,康熙为测绘东北地区,特详谕大学士哪些系“中国地方”,以什么为界线,在他那里,东北地区已被非常明确地称之为中国的“东北一带”(见《清圣祖圣训》卷52)。

  到乾隆朝之时,此种表明其整个国家认同含义的“中国”概念之使用已然制度化,特别是对外自称之时。

1767年,乾隆本人就明确规定:“夫对远人颂述朝廷,或称,或称中国,乃一定之理。 ”(《清高宗实录》卷784)。 因为只有在不断面对外来“他者”时,国人才会有此种表明自我国家身份认同的需要和动机。

值得注意的是,乾隆强调对外应称“中国”时,恰恰针对的是永昌府檄缅甸文中“有数应归汉一语”,他明谕“归汉”的说法为“不经”,这很典型地表明了乾隆皇帝对其所认同的“中国”及其范围之理解。

也在同一年,宫廷传教士蒋友仁奉乾隆帝之命手绘了一幅高水准的《坤舆全图》进呈并得到认可,其在地图上就直接将大清国的整个统治地区标名为“中国”。

这与乾隆同时强化满洲的族群认同之间其实并不矛盾,而是两者并存。

  晚清时期,在与欧美等国所签署的各种中外条约中,作为整个国家名称的“中国或中华”与“大清国”在相同意义上同时交替使用的情形更是极为普遍,甚且很少例外。 如1842年中英第一个不平等条约“江宁(南京)条约”的汉文文本中,就是“中国”和“大清”混用不分的;中法“黄埔条约”亦然。 而中美第一个不平等条约“望厦条约”的汉文文本开头更称清朝为“中华大清国”,结尾签字处则注明“大合众国钦差全权大臣驻中华顾圣”。

十余年后的中美“天津条约”里,也称清朝为“中华大清国”,称大清皇帝为“中华大皇帝”。 凡此不仅表明了以满人贵族为核心的清朝统治者对“中国”或“中华”这一国家名称的自我认同,同时也意味着它实际上已得到了当时国际社会的承认。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,当时最主要的西方强国在与中国签署条约的本国文字条约文本中,有时干脆就直接将“大清”二字译成“中国”。 如前面提到的中英“南京条约”的英文本里,大清皇帝的对应词就写作“EmperorofChina”;大清国也直接写作“ChineseEmpire”。

可见在当时的英国人看来,“大清”和“中国”根本上就是一回事罢了。

  粗略统计清朝最重要的政书《大清历朝实录》里“中国”一词的使用情况,其结果是1912年之前共有1680多次的使用,其中那种包括全部清朝所治区域与民族在内含义的“中国”,以及泛指此前古代中国的用法竟占到了95%以上。 而仅指所谓明朝统治区域(即中原)的其他使用极少,乾隆朝以后更少,并且多是在分别满汉关系的特殊语境下,如雍正与曾静论辩华夷等场合才出现。 清朝皇帝喜欢挂在嘴上的所谓“中外一统、满汉一家”,其“中外”并非意指现代意义的“中国”和“外国”,而多是泛指中原和中原以外的广大地区。

这也可以说是满人皇帝所主导的、以整个清朝统治区为范围的“中国认同”之集中体现。